「我的自我認同，幾乎是隨著能源轉型一路發展出來的，」現任島嶼韌性中心（Island Resilience Institute）執行長陳米蘭笑著說到。對米蘭而言，能源轉型不只是願景，而是一種逐漸長成的身份定位。
從西班牙文課到聯合國，看見氣候議題背後的政治競合
這份認同的起點，可以回溯到大學時期一堂西班牙文課上的報告。當時他因為課堂報告的關係，第一次深入瞭解拉丁美洲的氣候難民，意識到氣候變遷對脆弱族群所帶來的影響與被迫地流離失所，那樣的震動在他心裡泛起漣漪，促使修習相關課程，開始有系統地理解氣候變遷背後牽動的政治、社會與國際秩序。
研究所時期，米蘭獲得了赴美擔任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的未來倫理研究員，之後申請進入德國波昂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祕書處（UNFCCC）實習，實際走進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殿堂。也是在那裡，他體會到，氣候治理之所以困難，不只是因為問題本身龐大，而是因為再迫切的議題，一旦進入國際協商與制度運作的現場，就必然牽動各國不同的政治判斷與利益選擇。他參與氣候變遷損失與損害 （Loss and Damage）機制的建構時，親眼見證各項援助機制如何在會員國缺乏共識下被擱置和交換；他意識到，氣候行動不會只因為「它是對的事」就自然發生，更是一場政治與利益的攻防。
台灣在國際賽局中的自我定位
這段實習經驗，成了米蘭走進博士班的轉折點，親眼見證了大國如何因政治利益而讓氣候治理停擺，這讓他深刻體悟到氣候議題的核心即是「政治」。帶著這份覺察，他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和慕尼黑工業大學攻讀氣候與能源政策博士學位，「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因素，能推動氣候法規的制定？需要什麼先決條件才能促成我們想要的行動？」
在研究的過程中，這份對「政治因素」的好奇，也引導他回頭思索家鄉的處境：台灣明明不是聯合國會員，不具備正式的國際義務，為什麼仍要推動《溫室氣體管制法》、《氣候變遷因應法》等氣候法規，並讓國內制度與國際相關法規（如巴黎協定）同步？為什麼一個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標籤對台灣這麼重要？
透過研究，他看清了這份「違和感」背後的認同：在聯合國體制下的政治場域，台灣透過主動承擔應有的氣候責任，向世界定義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行動者」，於是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在他心中成為了台灣在目前政治局勢如何回應世界、如何爭取國際空間、如何定位自身的方式。
跨越語言的鴻溝，學術、政策與產業間的轉譯者
完成博士學位後，米蘭走入學術、政策、產業等不同位置，親自理解能源轉型場域間，如何因語言與立場不同產生落差。他先在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做博士後研究，從學術角度分析能源與氣候議題；接著進入英國在台辦事處擔任氣候變遷與能源組長推動台英淨零對話 ；隨後進入西班牙離岸風電開發商 伊比德羅拉（Iberdrola） 擔任環境與許可經理；爾後成為美國紅衫氣候基金會的亞太經理和亞洲智庫Solutions for Our Climate （SFOC）的台北辦公室執行長。
一路上，他也在不同階段遇見引路人。其中李河清教授是他最早的啟蒙之一，作為台灣早期少數深耕國際氣候談判與環境外交的女性學者，他不只帶學生理解氣候變遷，更讓米蘭看見，女性在國際談判與政策場域中的影響力；博士班指導教授 Miranda Schreurs 是歐洲能源轉型與氣候政策圈極具影響力的代表性學者，則幫他建立起從政治角度分析氣候與能源的宏觀視野與嚴謹的研究分析能力；而後來在英國在台辦事處與離岸風電產業中遇見的前輩們、還有國際氣候機構的同事們，則一步步教會他如何在不同語言、立場與制度之間，運用溝通讓事情往前推進。也是在這些位置與這些人之間，他慢慢長出自己在永續職涯裡最核心的能力：不是只替某一方發聲，而是成為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轉譯者。
對米蘭來說，投入離岸風電產業的動力 ，正是這個產業高度複雜的溝通現場。每一座風機的落腳，背後都是一場龐大的利益協商與社會工程，從政府的政策誘因、開發商的資金調度，到供應鏈的本土化挑戰，甚至是與漁民、環團及地方社區的角力，每一環節都在考驗著「轉譯」的功力，讓目標分歧的利害關係人，在同一個框架下找到共識，他形容這是一個極具挑戰卻也非常有意義的過程，因為在這裡，減碳、生態影響與在地溝通，都是決定成敗的核心關鍵。隨著投入越深，他越清楚看見，台灣的離岸風電並不是邊陲案例，在亞太地區甚至已逐漸成為能輸出經驗與技術的領先者，他正站在這座島嶼少數能與國際接軌、甚至定義規則的能源場域中。
離岸風電現場那道隱形的門檻？
只是，穿梭過離岸風電現場之後，米蘭回頭看見的，反而是那些最不容易被寫進產業藍圖裡的細節。他注意到，在離岸風電這樣經常被視為以工程技術為主、男性比例較高的產業，真正把人擋在門外的，很多時候不是能力或資格，而是對「自己是否適合」的想像，許多學生或非理工背景的年輕人，甚至還沒真正理解產業的多元樣貌，就先把自己排除在外。
「國家的能源轉型和韌性，需要多元領域和性別的人一起投入。」他強調。在米蘭看來，真正理解離岸風電，第一步就是打破外界對這個產業「工程」為主體的想像，事實上離岸風電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分工的產業生態系，大致可分為六大領域，首先是風場開發商（Developers），負責選址、環境影響評估、政府許可申請、工程規劃與專案融資等，相關人才涵蓋開發經理、環評顧問、政府關係與公關、法務，以及工程師；當專案進入建置階段，風機系統商（Wind Turbine Suppliers）與製造商（Manufacturers），負責風機設備、水下基礎與電力設施的製造，涵蓋機械、電機、製程與供應鏈等職缺；而在海上施工階段，海事與近岸工程商（Marine & Nearshore Contractors），則負責海上運輸、打樁、吊裝與施工安全管理，需要海事工程、船舶調度與職安管理、環境和生態監控等人才。
當風場開始發電後，便進入營運與維護商（O&M）的工作範疇，包括設備巡檢、故障診斷、資料監測與預防保養，常見職缺包括運維工程師、數據監測人員與港口調度管理；此外，產業背後還有大量衍生服務商（Associated Services），從法律顧問、專案融資、保險規劃、檢測認證，到港埠物流、環境監測與社區溝通，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此，離岸風電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工程師，而是一整個跨越技術、商業、法律、政策與社會治理的多元人才生態系，唯有打破產業偏見、讓更多人看見自己的位置，才能接住產業的缺口，同時提升台灣的能源韌性。
從「專業」到「認同」，在世代需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從聯合國的實習開始，米蘭的職涯路徑便緊扣著全球能源轉型和氣候變遷的脈動。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他投入氣候變遷損失與損害機制研究，處理的是國際間的損害責任與調適資源分配；在英國在台辦事處擔任氣候變遷與能源組長時，協助台灣與英國英政府對接氣候與能源相關法規策略；隨後進入西班牙風電開發商，他更直接參與了離岸風電的最前線，負責環評、取得政府開發許可，制定風場開發的永續指標與承諾，並在不同利害關係人間進行協調。
在離岸風電的開發過程中，環境影響評估與許可申請往往是專案能否落地的先決條件，因為再生能源的建置涉及生態平衡、社會參與及法律合規的長期拉鋸。在這些充滿變數的現場，米蘭擅長的溝通與轉譯能力成了支撐專案前行的關鍵，他必須在政策指標、商業開發與地方疑慮之間反覆對話，讓錯開的語言對接，確保目標能符合各界要求，並在環境與發展之間找到真正落地的路徑。
這段歷程也讓我們看見，能源轉型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單一專業的深度，而是能夠理解制度、串聯產業、並在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建立共識的跨域能力。為了降低跨入此領域的門檻，政府近年積極投入各類離岸風電人才培訓計畫，像是建置亞洲首屈一指的風能訓練公司，此外，國內學術單位如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海洋大學、高雄科技大學等，也相繼成立離岸風電相關研究所，從學術研發、海事工程法規到專案管理，全面建構在地人才鏈，協助不同背景的專業者將原有的能力，轉換為推動能源轉型的動能。
（圖源：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
如今身為島嶼韌性中心的執行長，米蘭的角色已從專案執行進化到策略引領。對他而言，這十餘年的歷練不只是讓風機順利立在海上，更是在解決時代難題的過程中，實現了個人價值與專業回報的精準對接，當專業能力與島嶼的轉型需求在同一條路上交會，這份工作便成了他回應時代、也實踐自我的方式。